“此生不可错过”的传奇佳酿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行政法院形成独立的系统。

[73] 拉兹进一步指出，即使某一法律体系是良法或是正义的，法律的制裁也是正当的和有效的，法律通过这些技术促进了某些道德价值，并鼓励和支持了有价值的社会合作形式，但是依然不存在服从法律的道德理由。理论权威反过来又可以保证某些知识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

但是，将制裁作为法律的核心问题甚至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反而会偏离问题的重心。第四，法律思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确定性和预测性带入人类交往之中，即把过去的立法、司法等行为，看作是当下根据其所规定的方式行动的充分的和排他性的理由。作为一个新阿奎那主义者，菲尼斯主要是围绕基本善和共同善这些概念展开的。但是任何稳定的支配关系还需要得到合法性信念的支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理论权威不主张要求服从的道德权利，专家建议要成为行为理由，依赖于个人的自主判断。

[24]任何对法律权威的说明，首先必须阐明法律权威为何有能力产生首要的、断然性的意向，其次才是说明权威运用强制力的正当性。把权威理解为实施特定行为的道德特权，而不是沃尔夫所说的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拉德森既可以保留合法权威的概念，又能化解权威与自主的冲突。[88]干涉行为具有正当性的第二个条件在于，该行为是出于第10条第二款提到的一个或多个合法目的。

3．可以获知和可以预见 如果说干涉行为在国内法中有根据这一要求对于国家方面很少构成困难的话，要满足可以获知（accessibility）和可以预见（foreseeability）这样一些基于现代法治而产生的对法律的质量要求，则至少不那么容易。[94]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在1979年The Sunday Times案的判决中写道： 司法一词包括司法机制、政府的司法部门和在职法官。四、是否构成公权干涉 （一）公权干涉的原因 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确认和保护的表达自由权，是不受公权干涉的自由权。因为对于前者，广告是获得潜在客户的唯一可能的手段，而后者所在的位置则使他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们所知。

典型的案例上面我们已经提及。[80] 前引Muller案判决，paras.29，38。

在委员会看来，它还意味着‘为实体法事先决定，从而使法院的决定以及支撑其决定的推理至少可大致预见。此方法是上述第一、二款关系的逻辑结果。[111] 种种迹象表明，商业表达并不像政治甚至艺术表达那样被认为值得保护，一些使得表达在政治领域有价值的考虑，并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适用于商业的范围。[90] 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114] 对于必需这一标准，不能加以绝对地适用，而要估量不同因素。而且，多数缔约国都有限制商业观念自由流传以免消费者被误导或欺骗的立法。[43]公众有权获取公共领域的信息和观念。2．必需的含义 既然干涉行为具有正当性的第三个要件是证明它为民主社会所必需，那么如何确定其中必需（necessary）一词的含义就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干涉是否符合公约的问题必须按照第二款的其他各种要求来加以评价。这些冲突的存在，以及在冲突发生时如何权衡以决定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为国家公权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特别是欧洲理事会迄今已有41个成员国，由于它们在法律制度、法律传统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欧洲人权公约每一个条文的解释适用都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28] OBSERVER AND GUARDIAN v. THE UNITED KINGDOM Judgment,26/11/1991,A216，para.59（b）.在此案中，英国有关当局禁止披露或出版没被批准的备忘录的细节，其中提及英国安全部门的非法行为和来自作者——安全局前雇员——的信息。

[30] 参见D.J. Harris等前揭书，p.398。[71] 从以上表述看，公共权力对表达自由进行正当干涉、或者说欧洲人权法院审查干涉行为是否是正当的前提条件有三，这就是（1）干涉是为法律所规定 （Prescribed by law），（2）干涉是为了第10条第二款提到的一个或多个合法目的（legitimate aims），以及（3）干涉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属于民主社会中的需要（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66] 在实际生活中，媒体往往扮演双重角色。然而，按照爱尔兰法律对未出生人权利所给予的保护，根基于有关生命本质的深刻的道德价值，并反映在1983年全民公决中所表达的多数爱尔兰人反对流产的立场。它不仅反映了欧洲人权法院在表达自由的范围、对表达自由的干涉以及干涉的正当性等一般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认识，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对表达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还必须使法院相信，基于案件的主要事实和情况，干涉是必需的。

[59] 9． 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驱逐散布有损国家安全信息的外国人。第三类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

[86] HERCZEGFALVY v. AUSTRIA Judgment, 24/09/1992, A244，para.89.在该案中，控告者诉及在其被羁押和受精神病治疗期间，对其通讯自由权和获得信息权的侵犯。[10]进而，法院又从民主社会的根本属性的角度强调了为什么表达自由构成民主社会的根基之一，也即为什么它为民主社会所必需。

例如，在表达自由权与公平审判权、私生活受尊重权、以及思想、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等之间，就经常会发生各种复杂的冲突。[94] 参见Council of Europe(ed.), Digest of Strasbourg case-law relating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Vol.3，pp.498-9。

在该案的最终判决中，多数法官出于不同的理由拒绝政府方面以下论点：报纸发表涉及待决诉讼的得失的文章，造成了有损公平审判的对报纸审判的期待。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情况表现在对维护公共道德、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以及防止秩序混乱的理解上。[16] JERSILD v. DENMARK Judgment, 23/09/1994, A298.该案主要情况是，一电视记者因为帮助和唆使散布种族主义言论而被判罪。目的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国内裁量的范围的不同。

尤其是在真实性方面，国家可能坚持要求把真实作为商业言论合法正当性的一个条件，其严格程度为政治言论所无法接受。[26] 参见D.J. Harris等前揭书,p.397。

如前所述，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所确认的表达，从内容性质上大致可以区分为政治表达、艺术表达和商业表达三种类型。[84] 上面已提到欧洲人权法院在国内法一词的解释上的宽泛立场，与这种立场相联系，该法院在许多案件的判决中认为，有关法律规定尽管本身用语模糊，但考虑到存在相应的判例法、国际法规则、授权立法和职业规则等，仍然可以认为符合可预见性的要求。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中所认定的干涉形式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它们主要是面向专家的，后者知道如何从官方汇编中获得有关信息。

[20] 在其他一些案情不完全相同的案例中，法院也认为： 第10条所保障的表达自由如同适用于签约国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人一样，也适用于公职人员。以表达主体的身份为例。它不仅包括基本的立法，而且还包括适用它的决定，甚至是由独立法院作出的判决。但是，民主社会对待此问题的立足点是个人，以及对限制个人自由厌恶。

而且，该条第一款最后一句还专门提及某些实业，它们必定涉及传达信息的手段。许多欧洲学者和实务者在探讨公约第10条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样的语式来展示文章的脉络，即表达自由范围广泛，但并非没有限制。

例如，在论及国内裁量的范围在维护道德和维护司法的权威两种目的之间的不同时，欧洲人权法院写道： 在涉及第10条第二款所列的每一个目的时，国内裁量权的范围并不相同。该书在美国出版并在英国可获得后，直到1988年10月审判结束，该禁令仍然有效。

本文拟就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为线索做一点研究，以便在表达自由这样一个国人关心并时感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一点可供参照的素材。在欧洲，人们普遍认为，表达自由作为一项权利不仅其自身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欧洲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其他各项权利也具有核心意义。